多年来我．一直在寻觅这神奇的怪物。有一天，见到一位农村老太婆，沿着乌江岸边的沙路，不时弯腰捡起别人扔掉的卷烟锅巴，装进自己的烟袋。问她捡来干什么，她不睬我，又弯腰捡起一截，塞进烟斗，接上明火，吧哒巴哒，吸个不停，直到烟里哧哧作响，一弯白烟消散在晴空。过了瘾，才笑眯眯地对我说“毛崽，你不晓得，人的肚皮里头有好多烟虫在梭哟。这点烟锅巴一进去，虫虫就化了。”

　　啊?碰到白烟就化解，莫非烟虫就是“怪哉”?

　　又一天，耳边响起一阵油腔滑调：“收酒瓶子，香槟、乌江、大关、鸭溪，样样都要：”抬头一看，一个肩挂背篼的老汉晃到窗前。我递过一只空瓶，他未接稳，残酒漫在窗台的灰尘中。他急忙将那花白脑袋向下一埋，用那吸盘似的双唇“唿”地一下，那摊酒味全吸进肚囊。他仰头“嘿”了一声：

　　“毛崽，人的肚皮里头，酒虫多得很。怪得很，这口好酒一下‘肚家寨’，虫虫就化了!”　

　　酒虫一遇酒精，立刻化解，如此说来，“怪哉”又该是酒虫?　…　

　　十年浩劫开始了。首先遭到浩劫的，当然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。他，被那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名，被几个暴徒五花大绑，押进会场，被两个鲁汉按着脑袋强迫认罪。他奋力摆脱魔掌，甩了一下长发，昂首向天，放声大笑，结果被歹徒用钢钎打断了右手。不久，好客的监狱接待了他。三年后，被造反派遣送愿单位，强迫他敲钟，这个怪人．每天只敲九下，多半锤也不敲，因为造反派每月只赏给他9元人民币的生活费。结果，被造反派一脚踢到农村劳教。　

　　一位村姑侍奉了他，为他生了一男一女。孩子该读书了，妻子就求丈夫取名，丈夫冷冷地说：“还用得着我来取么！农民干活，男子每天评十分，女子每天评八分，这是人民公社的规矩：你照章办事就行；儿子就叫他‘十分’，女儿就叫她‘八分’，”贤惠的妻子只好照章办事。　

　　后来，他平了反，好不容易从十八层地狱中爬了出来。可惜不能重操旧业，长期抽烟酗酒已成晚期胃癌。他不愿拖累妻子儿女，偷偷弄来满瓶酒精，对着胡子，仰面一栽-----当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灯笼火把地赶到他身边时，他已躺在花圈编织的乐园里。陶潜的《挽歌诗》中唱过：　

　　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巳歌。列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　

　　不过，这位老师是不能“托体同山阿”的，他只能进入火葬场，爬上高烟囱，然后落入西方极乐世界！　

　　现在，我总算找到了真正的“怪哉”。怪哉，不是满叔说的那种怪物，也不是东方朔先生说的那种小虫，而是一个冤魂，一个被人扭曲了的冤魂！这个冤魂，最终化解在苦酒里，可惜，可惜！